发布时间：2024-11-14 23:58:58 来源: sp20241114
【摘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党的十八大以来，历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这个基本前提下，根据形势变化，有针对性地调整“稳”和“进”的关系，明确工作的侧重点，反映了宏观经济治理的发展脉络。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的宏观调控基调，这是中国特色宏观经济治理的重大创新。“以进促稳”是对全局工作的要求，需坚决纠正形式主义，善于运用系统观念解决问题，把“十四五”后半期作为经济恢复期，珍惜和维护好发展环境，系统总结中国特色宏观经济治理的经验，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
【关键词】宏观经济治理 宏观调控 爬坡过坎 以进促稳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的宏观调控基调，这是中国特色宏观经济治理的重大创新。“以进促稳”的提法，无论对于当前中国经济恢复，还是未来更长时期的发展，都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理解“以进促稳”的深刻内涵，需要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宏观经济治理的演进和变化进行系统回顾和梳理，在总结经验、提炼规律的基础上做好经济工作。
#1
中国经济在爬坡过坎中前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空前复杂，经济工作中出现大量新情况、新问题，给宏观经济治理带来很多新的挑战。中央多次提到中国经济“爬坡过坎”，对此可以从四个节点加以理解。
第一道坎是2012年之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尚未过去，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开始显现。2015年，中国经济出现了增速下降、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速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这“四降一升”的问题。面对这样的情况，中央通过调整经济工作思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扭转了态势。
第二道坎是世界经济出现逆全球化潮流，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外部压力增大。尤其是2018年以来，美国挑起经贸摩擦，全方位加强对中国封锁。面对骤然加大的外部压力，中国经济并没有被打垮，反而在应对挑战的同时，加快了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
第三道坎是全球范围暴发新冠疫情，加速世界经济进入动荡调整期，深刻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疫情也对中国的消费、投资、出口和民生等带来一系列重大挑战，是对中国经济的一场大考。在三年艰苦的抗疫中，中国经济又一次展现了韧性，努力渡过了难关。
第四道坎是疫情防控转段后中国经济正面临新一轮挑战。从2023年第二季度开始，部分经济指标增速出现下滑，经济活跃度有所下降，突出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价格低位运行、部分企业利润下降、社会预期偏弱等。中央及时调整策略，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出台了一系列稳增长的政策举措。当前，我们还处在应对第四道坎的过程中，还需要不断夯实经济持续恢复的基础。
在中国经济爬坡过坎的过程中，中央曾三次对经济发展形势和所处阶段作出重大判断，有效引导了经济工作的方向。第一次是在2013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作出“三期叠加”的判断；第二次是在2013年提出“新常态”的基础上，201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深入分析了“新常态”的九个阶段性特征，把认识、把握、引领新常态作为做好经济工作的大逻辑，统一了全党的认识；第三次是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引导各方着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在党的二十大开启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后，中国经济将继续坚定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
#2
宏观调控基调的变与不变
宏观经济治理的基点是每年的宏观调控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历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是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不变。在这个基本前提下，根据不同年度的形势变化，有针对性地调整“稳”和“进”的关系，明确工作的侧重点。
要看到“杠杆平衡点”的变化。
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的是“扎扎实实开好局”；
2013年明确的基调是“稳中求进、改革创新”，强调要“勇于突破创新，以改革促发展、促转方式调结构、促民生改善”；
2014年提出“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平衡……切实把经济工作的着力点放到转方式调结构上来”；
2015年强调“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
2016年提出“稳是主基调，稳是大局，在稳的前提下要在关键领域有所进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奋发有为”；
2017年强调“‘稳’和‘进’是辩证统一的，要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把握好工作节奏和力度”；
2018年要求“要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紧扣重要战略机遇新内涵，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2019、2021、2022年三次提出“稳字当头”，而2020年则强调“用好宝贵时间窗口，集中精力推进改革创新，以高质量发展为‘十四五’开好局”。
也就是说，虽然总基调保持不变，但“稳”和“进”间的“杠杆平衡点”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调整，有些年份强调“稳”多一点，有些年份强调“进”多一点，也有些年份更强调二者之间的平衡。
要分析“变”与“不变”与背后的逻辑。稳中求进总基调不变，因为这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要长期坚持。在“稳”与“进”的关系中，稳是基本前提，这也是不变的。而“杠杆平衡点”的变化，实质是二者之间“度”的变化。变的原因，一是发展阶段的切换，党的十九大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质量、结构、效益在宏观调控中成为更重要的影响因子，客观上要求不能一味追求速度；二是年度经济形势的变化，由于中国经济结构性和周期性问题并存，每年在预判来年增长趋势时会考虑更多复杂因素，在应对挑战的过程中，需要以积极的姿态解决问题；三是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中美经贸摩擦、新冠疫情这样的事件都会给宏观经济带来较多不可控因素，需要以比较稳慎的态度应对。
如何把握好“度”是宏观调控的重要命题。在各种影响“度”的因素作用下，每年的宏观调控都要因时施策，明确“稳”与“进”如何实现平衡。这是一静一动的关系，静的基础是要有定力，动的前提是要有秩序，是互为条件的。同时，中央在2015年和2017年都强调了两者间辩证统一的关系，明确要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这就需要找到平衡两者关系的方式方法，实现内在的协调。在过去十年的宏观调控中，有两个关键字在平衡“稳”与“进”关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那就是“改”和“调”。如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三年新冠疫情防控转段第一年后强调改革创新，在2014年明确新常态和2015年提出供改后突出调结构等，既是落实相关年份总体思路调整的需要，也是在明确“稳”的基础上如何实现“进”的基本取向。由于一系列的任务和政策都是围绕“改”和“调”而展开，通过调节“改”和“调”的力度与进度，实现了对经济工作节奏感的把控，也就实现了对宏观调控“度”的把控。
#3
中国特色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形成
中国的宏观调控基调，要放到整个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构建的进程中去认识，可以通过若干条线索进行观察和总结。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四个版本。2015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其内涵经历了四次变化。
2015年提出的“三去一降一补”是1.0版，主要目的是解决“四降一升”的问题，特别是矫正扭曲的价格信号；
2017年提出的“破、立、降”是2.0版，主要是为了解决去库存过程中存在的比较顽固的“僵尸企业”问题；
2018年提出的“巩固、增强、提升、畅通”是3.0版，其中关于“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提法，为后来国内大循环和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提出作了铺垫；
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的“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是4.0版，强调的是供需之间的平衡关系。
需要强调的是，供给侧和需求侧管理在宏观调控中同样重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的背景是当时判断经济增长中的主要矛盾在供给侧，而随着应对疫情过程中扩大内需的重要性上升，主要矛盾又来到需求侧。在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时曾提过“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申了“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当时在会前曾短暂提出过“需求侧改革”的说法，但很快又回到“需求侧管理”。当前特别强调“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依然是经济工作的主线，需要更好地与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实现双轮驱动。
宏观调控政策框架的三次变化。
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这是一种精准调控、分类指导的思路，也是实施具体政策要遵循的原则。在接下去的几年里，这一框架经历一些调整。
2015年，配合“三去一降一补”的实施，提出实行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其中产业政策和改革政策的提法都有特别的针对性。
2018年，提出新的三类政策，各有新的表述：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结构性政策要强化体制机制建设，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创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鼓励中小企业加快成长；社会政策要强化兜底保障功能。
2019年，又回到“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提法，标志着这一政策框架的正式确立。
宏观调控政策体系的丰富完善。宏观调控从过去的主要依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断拓展延伸，形成了完善的政策体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1＋2＋6”的构架，即健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区域等政策紧密配合，目标优化、分工合理、高效协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
着力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就是突出五年规划的宏观指导作用，强化专项规划、区域规划、空间规划、地方规划与国家总体发展规划的有机衔接。同时，增强中长期规划对年度计划、公共预算、产业发展、国土开发、金融信贷、公共服务等的引导功能和统筹功能，实现宏观经济治理目标和手段的有机结合，提高规划的引领性、指导性。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主要是发挥好再分配功能和激励作用，更好调动中央、地方和各方面积极性，加大对解决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财政支持力度。货币政策主要是加强与宏观审慎政策和金融市场监管的协同性，强化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能力和逆周期调节功能，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价格水平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调控目标，以更好统筹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的目标要求，这也是一个创新。
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区域等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要把稳定和扩大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加大对就业容量大的行业和新就业形态的支持，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产业政策要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强化对技术创新和结构升级的支持，加强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协同。投资政策要着力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以有效投资稳定总需求、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多措并举激发社会资本投资活力。消费政策要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大力改善消费环境，激发消费潜力，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区域政策要完善区域三大战略推进实施机制，统筹区域分类指导和统一市场建设。环保政策要完善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政策体系，健全环境质量标准，推进绿色技术创新，更好服务碳中和碳达峰战略。
在“1＋2＋6”框架的基础上，近年来根据形势变化也有其他政策加入，如结构政策、科技政策、改革开放政策等。这些都是对政策发力点的引导，是将宏观政策与年度任务更加紧密结合的尝试。相信未来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包还会不断丰富完善。
中国特色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形成过程，也是不断总结经济工作规律的过程。从2017年起，每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有专门篇幅阐述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2017年是“七个坚持”，2018年是“五个必须”，2019年是“四个必须”，2020年是“五个根本”，2021年是“四个必须”，2022年是“六个坚持”，2023年是“五个必须”。这些理论认识，已经成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宏观经济治理的宝贵经验，也是解读中国经济的“金钥匙”。
当前，一些新的问题正在不断涌现，给宏观经济治理带来新的考验。例如，如何处理好逆周期和跨周期的平衡、如何把握好政策的时度效、如何搭建好金融与实体间的传导机制、如何实现防风险与化风险的协同推进等。这些都要求在发展的新阶段进一步创新宏观经济治理的思路和方法，不断破解前进中的难题和发展中的烦恼。
#4
“以进促稳”是一种新的稳定观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以进促稳”是一个全新的提法，是宏观经济治理的重大创新。“以进促稳”是对全局工作的要求，不能孤立地分析，而是要放到中央对经济工作部署的整体语境中去看待，要上升到理论高度进行研究。
要与“硬道理2.0版”联系起来看。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是一个重大概括，相对于“发展是硬道理”，加入了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新的要求，是一个“硬道理2.0版”。“硬道理”是相对一些模糊的认识而言的，是鲜明地指出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和解决矛盾的主要路径，毫不含糊地指明新时代的发展主题。高质量发展要求经济结构和发展质量的升级，只有通过动能转换才能实现，这就必然要求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步伐，也就是要始终依靠“进”更新和增强发展的动能。
要与经济工作指挥棒联系起来看。明确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就是明确了各项工作最大的指挥棒，也是提出“以进促稳”的最基本逻辑所在。中国式现代化一系列目标任务的推进落实，都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的基础上，经济上不去，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中央要求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其中“聚焦”二字，是最清晰的导向，也就是不管哪个领域、哪个层面的工作，都要看是否与指挥棒的方向相一致，都要看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对此要从政治高度加以看待，绝不能有本位主义的理解。
要与经济形势联系起来看。中国经济在新冠疫情以后遇到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这“三重压力”，在当前依然存在，表现为经济活力不足、风险隐患较多、社会预期偏弱的“新三重压力”。因此，“稳”的着眼点需要放在缓解经济增长面临的压力上，当前最优先的是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而“进”的着力点要放在增强经济活力上，其内涵包括抓经济工作的姿态要进取、要培育更多的经济增长点、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氛围等，重点是以经济结构的加快转型促稳，以发展质量的稳步提高促稳，以重大改革的持续突破促稳。在设定经济增长等目标时，如果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较多，可按照“够一够”的思路，通过设定需要一定努力才能实现的目标，更好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形成促增长的合力。
要与“先立后破”联系起来看。“先立后破”是在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最先提出的，2023年将之上升到宏观调控的基调中，但内涵是一致的，即作为调整政策和推动改革的基本遵循。“先立后破”本质上是一种方法论，并不是针对某一个行业或某一个群体提的。在“以进促稳”的杠杆平衡点更多侧重于“进”的基础上，“先立后破”更多起到在“进”的过程中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用。近年来，在一些重大工作推进中，中央都及时释放了要先立后破的信号，如2021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纠正运动式‘减碳’，先立后破”；2021年10月，《求是》杂志刊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强调“坚持循序渐进”等。总之，在执行层面，落实“以进促稳”就是要多做加法、少做减法，落实“先立后破”就是要先做加法、后做减法，二者在逻辑和内涵上是完全贯通的。
要与高水平安全联系起来看。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高度重视“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在规律性认识和指导思想部分都作了强调，特别是如何认识“高水平安全”问题，需要和“以进促稳”结合起来学习。稳定和安全都是发展的底线，“高水平安全”是针对“低水平安全”和传统的安全观而言的，更强调发展和安全间的动态平衡问题。最大的不安全就是不发展，如果停留在原地筑城垒墙，也许能暂时挡住外来的攻击，但同时也会拦住自己发展的道路。一味的防和堵，是守不住安全的，也不能真正维护好稳定的环境。中央无论是部署“双循环”的宏观布局，还是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工作，都强调了内外联通问题，都阐述了“自主”和“可控”间的关系，对此要深入理解。只有用发展的思维看待问题、用进取的办法解决问题、用开放的视野开拓创新，才能真正守住稳定和安全的底线。
站在历史的纵深看，“以进促稳”对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这一提法，将“进”和“稳”的辩证关系提升到全新层面，把“进”作为“稳”的基本实现路径，并将“改”和“调”内化在“进”中，实际上就是拓展了传统的稳定观，提出了一种与以往不同的、基于动态平衡的、更高水平的“新稳定观”。这种稳定观，澄清了一些模糊的理解和认识，打消了一些不必要的顾虑和担忧，释放了坚定清晰的信号，为凝心聚力抓经济、促发展创造了积极的氛围。
#5
宏观调控方法论的两个重大创新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除了宏观调控基调的创新外，在方法论上的两大创新，其重要性同样不容忽视，是落实“以进促稳”的重要载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甚至不亚于财政、货币政策。
第一个重大创新，是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调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是近年来根据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提出的重大要求。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坚持系统观念”，要求“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2022年则明确要求“要更好统筹经济政策和其他政策，增强全局观，加强与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按照这一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牵头建立了政策文件评估机制，开展新出台政策与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工作。国务院各部门出台文件，凡涉及宏观经济稳定和市场预期稳定的，均需送国家发展改革委开展评估。也就是说，在经济领域，该机制已经建立并运行一段时间。
近年来，一些对预期产生较大影响的政策，除经济政策外，还有不少是非经济领域的政策。一些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如果出台的时机不恰当、个别内容的表述不严谨，就可能对市场心理带来冲击。也有的政策从单个看是合理的，但当多个政策叠加时，就可能产生合成谬误，造成政策信号不一致的理解。而一些对重大部署片面理解、机械执行、过度执行的行为，由于不顾与其他领域的联动效应，只知道在本地区、本领域“单打一”甚至单兵突进，会破坏政策的平衡，甚至可能扭曲宏观调控的信号，这是很有危害性的。因此，加强对非经济政策的前端管理，避免对经济的收缩性、抑制性效应，是当前迫切需要抓好的工作。
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重点需要设计好机制，提升评估工作的权威性、有效性，笔者为此建议：一是优化协调机制，与中央关于经济金融的相关领导机制加强对接，加大对相关政策的协调力度；二是优化评估流程，在拟发文清单中遴选需要开展评估的文件，明确未经评估不能送审，同时提出处于评估阶段的政策不得公开征求意见等具体要求；三是探索拓展评估对象，一部分非政策类的工作也有可能对预期产生较大影响，可适当归类，将确有必要的纳入评估范围；四是提升评估工作专业性，深入研究政策内容与舆论预期间的关系，综合多方视角充分评估、科学论证，尽最大可能减少政策条文可能带来的收缩效应。
第二个重大创新，是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这也是该项工作首次进入宏观调控的总体要求中，具有开创性意义。近年来，每逢中央重大会议召开、重大政策出台的关键时间节点，舆论场上总会出现形形色色的解读声音。其中一些解读没有正确把握政策精神，有的片面认识、只取一隅，有的盲目推测、放大问题，有的渲染恐慌、危言耸听，更有的别有用心、春秋笔法，给经济工作和发展大局带来干扰。这些片面、错误解读和带节奏言论的危害巨大，特别是对民营经济和企业家的预期造成很大影响，其中的教训十分深刻。
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意味着预期管理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大幅上升，舆论引导正式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关键是要牢固树立“政策宣传解读与政策制定同等重要”的理念，真正将之放到全局工作的重要环节，从观念到方法进行全面更新，切实增强应对舆情的能力和水平。要对如何唱响光明论、唱好光明论进行深入研究，更好把握舆论规律，客观、真实、深入分析经济数据，全面、及时、准确传递政策信息，探索行之有效的引导方式。
要全方位构建舆论引导的话语体系。要将政策话语与舆论话语区分开来，逐步改变不合时宜的方式方法，用灵活的技巧、新颖的语言解读政策内容。要重点研究面向市场的引导方式，对重大经济政策与预期的互动效应进行系统分析，充分借鉴发达国家成熟经验，摸准市场心理，探索形成适应中国舆论场特点的方法论。高度重视经济外宣工作，这不是简单的翻译，更需要的是内涵的解释和观点的沟通，要能够讲明白中国经济及其原理、特点，纠正国际舆论中的偏见。
要全链条建立舆论引导的制度体系。在重大政策出台时应同步部署舆论引导工作，制定宣传解读政策的周全方案。要根据不同类型经济政策的特点明确不同的引导原则，从官方宣讲、媒体报道、专家解读、线上传播等环节，分别设计创新的机制。要建立事前通气、精准宣传、直达受众的多样化通道，确保政策声音能被真实准确听到。要针对突发舆情建立比较完备的快速响应机制，第一时间进行引导，越是敏感、热点问题，越需要旗帜鲜明地进行解答、回应，切实改变被动应对的局面。要重点在激励机制上下功夫，对敢于且善于与媒体交流的干部，既要能容错，更要保护好。
#6
把握经济工作的“第三个导向”
宏观调控的基调和任务要求明确后，关键看落实。“以进促稳”作为新的要求，更是需要通过新的思维、新的作风去抓好落实，开创各项工作的崭新局面。
结果导向是经济工作的第三个导向。过去在经济工作中，经常强调“两个导向”，即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这在当时是一个比较重大的变化，其背景与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即将达成、需要引导各方正确认识谈判结果有关。后来在各类会议中，还是更多使用“两个导向”的提法，但结果导向的内在要求越来越成为各方共识。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把实践作为检验各项政策和工作成效的标准”。在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了抓落实问题，指出要“确保最终效果符合党中央决策意图”。我们应深刻认识和把握这一导向的思想精髓，将之转化为干事的动力和胆识，轻装上阵抓好落实。
坚决纠正形式主义。近年来，形式主义的抬头对经济发展带来不少阻碍。个别地方政府对待中央部署的工作，流于表面和形式，搞口号式、表态式、包装式落实，横幅标语满天飞，实际效果却打折扣。有的搞运动式推进工作，一看部署什么事情就一窝蜂而上，急不可耐地出台各种超越发展阶段的方案。有的基层干部开会喜欢讲大道理、分析国际环境，制定的文件都是大段八股的套话。还有的在工作中谨慎过头，对待各项工作都是“套娃”式落实，没有任何创新。当前还要格外关注的是，一些地方政府搞“台账”式落实工作，文件出了一大堆，内容与上级文件基本重合，一开会就只学习传达、不研究问题，把精力都用在应对检查督导上，没有真抓实干出实绩。形式主义与进取姿态是根本对立的关系，要做到“以进促稳”，就必须坚决与一些所谓的“政治正确”言论作斗争，切实解决各种导致“躺平”的深层次问题。
善于运用系统观念解决问题。真正的系统观念，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恰恰是要抓住主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宏观经济治理中运用好系统观念，就是要通过分析一些重大关系“杠杆平衡点”的变化，根据结果导向的要求，用更加有针对性的方式方法，弹好经济工作“钢琴”。比如，对于宏观调控中各方比较关注的一些政策，要重视逆周期调节，更要重视跨周期设计。政策工具箱要锚定市场秩序，避免局部风险传导到更大范围和更多领域，但也不能疲于应付，更要注意做好短期与中长期的衔接，特别是结合“十五五”规划的前期研究，尽早准备预案。近年来之所以越来越强调“跨周期”，就是因为输入性问题、结构性问题的叠加反应频繁显现，经济问题的波动性加大，必然要求政策既要及时响应，也要通过引导预期熨平波动。此外，也不要简单地把扩张性政策等同于“大水漫灌”，而是应该因势利导、因时施策，及时有力应对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
把“十四五”后半期作为经济恢复期。“经济恢复是一个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的过程”的提法，生动诠释了2023年经济形势的波动。但也要注意客观上可能产生的一个误解，即“波浪”“曲折”过去常用在形容长周期的经济增长上，在解读中要避免把“经济恢复”看成一个漫长周期的过程。从市场心理分析，如果把2024年乃至“十四五”后半期作为“经济恢复期”，非但不会带来悲观情绪，反而能传递持续巩固回升向好基础、稳扎稳打恢复经济的信号，增强各方信心。要在“十四五”后半期的经济工作中做好几个加法：一是做好改革加法，即落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部署，重点推进若干与释放经济活力动力有关、具有“扳机效应”的改革；二是做好产业加法，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加快培育打造更多的“新支柱产业”，给市场带来新的兴奋点，创造更多的投资“风口”；三是做好就业加法，树立“就业不是‘保’出来的，就业是创造出来的”理念，跳出传统的就业工作思维定式，更多从需求端创造就业岗位的角度展开工作；四是做好工程加法，继续把寻找扩大内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结合点作为经济工作的重要着力点，推动实施一批新的重大工程。
十分珍惜和维护好发展环境。要克服面临的艰巨挑战，稳定宏观经济大盘，关键是用“以进促稳”的思路维护好发展环境，包括市场环境、政策环境、舆论环境等，这是当前宏观经济治理中压倒一切的要务。要从市场关注的痛点入手，持续深化市场化改革，既要打破各种有形的壁垒，更要破除体制机制和思想上的无形壁垒，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点上的改革破局为大局的稳定保驾护航。要把握好政策的“时度效”，出台增量政策也要把握好提前量和冗余度，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要超前谋划、丰富工具、相机调控，提升应对复杂局面和各种变数的能力。各级干部都应真正吃透中央精神，主动做好政策宣传和讲解工作，在经济工作的大是大非问题上，绝不能有半点含糊。鼓舞信心不是一句空话，各地区、各部门都应该行动起来，从政治高度认识维护发展环境的重要性，多做一些为经营主体鼓劲的事情，少做一些让经营主体疑虑的事情。对影响稳定大局的行为，要加强纪律约束、坚决制止，发现一起处置一起，让经营主体有更强的安全感，这样才能真正维护好发展环境。
系统总结中国特色宏观经济治理的经验。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治理在爬坡过坎中不断积累经验，很多都是世界其他国家所没有经历过的，有必要在学术上进行总结提炼。我们既要继续虚心学习和借鉴国际上相关的知识和经验，也要敢于突破传统西方经济理论的窠臼，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出发，从全球化格局的变化出发，对经济发展的模式及理论支撑进行深入研究。这样的研究，要突出中国特色，更要总结一般性的演进规律；既要有案例的印证，也要有理论的分析；要运用系统观念丰富研究思路，增加更多的变量。宏观经济学研究要跳出“模型至上”的怪圈，跳出唯期刊论的导向，真正做出一批高质量的理论产品。理论研究的成果，要在学术界进行充分的讨论，也要拿到国际上去多交流、多探讨，让更多的人看到、理解中国宏观经济治理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编辑:刘阳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