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水泉清真寺：河湟地区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生动写照

　　

　　“当我们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关注深山之中的洪水泉清真寺，其兼容并包的寺院建筑风格以及600多年来不断适应时代发展需求逐步实现中国化的过程，无不令人沉思并深受启迪。”

　　檐宇重重，古刹清幽。宫殿式大木结构建筑错落有致，砖雕、木雕加以装饰，显现自然本性；坐西朝东的大殿内，八角式天花藻井形如一把张开的巨伞，墙面屏风上“受戒受经兼受诏，为王为圣更为师”等诗句流传百世……

　　伊斯兰教在我国传承了1300多年，也在中国化道路上不断探索了1300多年，青海洪水泉清真寺正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生动写照。那么，它是如何体现中国特色，彰显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性的？在各民族长期广泛深入交往交流交融、多元文化交汇融合、多种宗教和谐并存的青海，伊斯兰教中国化经历了怎样的历程？

　　道中华：作为长期在青海从事伊斯兰教中国化研究的学者，洪水泉清真寺肯定是您关注的一个重要对象。在您看来，这座拥有600多年历史的古寺有何特别之处？马明忠：据民间传说，洪水泉清真寺始建于明代，历经5次扩建。其中，清乾隆年间由当地穆斯林群众集资，历时13年形成了如今的规模。在建寺过程中，数百名各民族工匠陆续从山西等地来到这里参与修建。整座寺院由影壁、山门、宣礼塔、大殿、学房等组成，建筑群依山而建，主次有序，布局紧凑，建筑面积达1600平方米。

　　从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视角来观察，我认为洪水泉清真寺的特别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寺院整体建筑采用中国传统的汉式殿宇形制，尤以砖雕、木雕最为精美。它的风格融汉、藏、回等民族文化以及释、道、伊等宗教文化于一体，成为青海省乃至全国较为独特的建筑形制，生动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堪称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典范。

　　其二，该寺院地理位置特殊(位于今海东市平安区洪水泉乡，东距市区31公里、西距西宁市40公里)，自古这一带即为河湟流域的核心地区，属于唐蕃古道和古丝绸之路南线重要的枢纽，早在西汉时期朝廷就在此设置了安夷县。从寺内后窑殿屏风板上雕刻的诗词可推测，创建清真寺的先贤顺应自明代以来实行的移民实边、因俗而治的边政方略，使寺院充分融合了中央政府治理理念和伊斯兰教经典教义，这是洪水泉清真寺影响广泛深远的重要原因所在。

　　

　　▲位于清真寺大殿顶部的“天落伞”藻井。

　　道中华：古建筑犹如历史的镜鉴。洪水泉清真寺山门前的精美影壁尤其引人注目，这方影壁的背后有着怎样的讲究呢？马明忠：的确，这方影壁意蕴深厚，是典型的中国化的清真寺建筑风格，也是我们了解洪水泉清真寺的代表性遗存。整个影壁长10米、高6米、宽0.86米，仿木青砖材质，由基座、墙身、瓦顶三部分组成。

　　其中，基座为须弥座，雕有牡丹、莲花、石榴、芭蕉等图案。墙身两端立砖墩为倚柱，下部束腰做成了莲花须弥座，分别刻着“狮子滚绣球”“太狮少狮”等图案，墙体则雕以“卍”字纹饰做边框，内里镶嵌着六角形似绣球相连的六方连续锦缎式花瓣纹饰，以花瓣为盘，花蕊里又雕刻有255朵形态各异的花卉图案，如牡丹、菊花、柿子、月季、石榴、佛手、葫芦、莲花以及狮子、蝙蝠、“寿”字、太极图等，当地民间称之为“百花图”或“百馍图”。这幅砖雕，也是对中原地区“面塑”即“礼馍”习俗的传承。作为汉族民间习俗中不可或缺的主要用品，“礼馍”早已成为礼俗事象中的重要标识。其称谓虽因地而异，但凡逢年过节、婚姻嫁娶、生丧寿庆等活动，都会制作花色繁多的礼馍。

　　河湟谷地自汉代赵充国开始屯田移民实边，加上又是古丝绸之路南线及唐蕃古道必经之地，各民族你来我往，中原地区的先进工艺和多样的文化习俗不断汇聚于此。肇建洪水泉清真寺的明代初期，正值移民高潮，这些从内地迁徙而来的移民与青海当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长期共同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颇具地方特色的民俗风情。比如，直到如今，许多青海人都会说其祖先来自南京珠玑巷。洪水泉清真寺通过砖雕把“汉风南俗”的“礼馍”习俗转化成建筑图案，亦是自然不过的事情。

　　

　　▲洪水泉清真寺影壁。

　　道中华：在历史上，伊斯兰教为适应中国社会需要，借鉴儒、释、道思想建立起一整套道德规范，阐明忠君即是顺从真主、遵从国法即是遵行教规等，清真寺则往往以物化雕刻图案的形式将其反映出来。洪水泉清真寺闻名遐迩的建筑雕刻，是如何生动体现我国各民族文化、各宗教文化交流融合的？马明忠：我们还是以这方影壁为例，它集中地体现了中华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交流互鉴。比如，影壁墙基上的莲花须弥座是佛教传统建筑和雕塑的基座，喻意“莲开八方、方方吉祥”；墙身的“卍”字纹饰在佛经中有无限循环“轮回”之意，也是藏族生活中常见的工艺纹饰图案，寓意着“富贵不断头”。清真寺建筑中出现“卍”字纹饰则是纯粹的审美需求，呈现了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的采借涵化。

　　在影壁最上面正中位置还雕刻有道教太极图，表现了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形似意同，此处借太极隐喻“真主惟一”之理念，将伊斯兰教的信仰用儒家、道教思想加以阐释，用中国本土化图案呈现出伊斯兰教内在的信仰本意。在寺内大殿的隔扇条环板上，也分别刻有象征佛教和道教的图案，如佛教中寓意吉祥的法轮、宝伞、金鱼(双鱼)等器物构成的“吉祥八宝”，道教中由八仙所持的宝剑、扇子、葫芦等器物构成的“暗八仙”，都充分展现了佛教、道教文化符号在清真寺建筑中的互鉴融通。

　　此外，洪水泉清真寺建筑的屋脊、柱头等多处雕有龙凤造型，前廊的月牙房梁上还有“二龙戏珠”木刻，这无疑是中国社会皇权象征与伊斯兰教有机结合的产物。与此相对应，礼拜大殿里曾供有“皇帝万岁万万岁”牌匾。这些古迹遗存，至今被当地群众津津乐道并视为珍宝。明清之际，中国形成了“伊儒会通”的文化现象。当时伊斯兰教已明确了要如何处理敬主与忠君之关系，融入了时代发展大势。也正是因为如此，明清两代洪水泉清真寺得以多次扩建，在河湟地区影响日渐深远。

　　除影壁外，洪水泉清真寺山门、宣礼塔、大殿等各处的砖雕和木雕题材均涉及诸多颇具象征性的琴棋书画、飞禽走兽、花卉植物、佛道器物等，图案也都通过谐音、寓意及特定符号表现出强烈的生活情趣和民俗意蕴。比如，“四季平安”“耄(猫)耋(蝶)之年”“兔守百财(白菜)”“榴开百子”“五福(蝠)捧寿”“凤麟呈祥”“梅兰竹菊”，等等，成为中华文化的精彩一瞥。

　　

　　▲“二龙戏珠”木刻。

　　

　　▲洪水泉清真寺颇具象征意义的砖雕遗存。

　　道中华：从洪水泉清真寺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在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进程中，始终伴随着各民族长期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反映着外来宗教、域外文化主动且全面融入中华文明的史实。请您谈谈历史上这方面的情况。马明忠：伊斯兰教入华后，不断适应中国社会、融入中华文化，展现出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程。对于青海的穆斯林群众来说，伊斯兰教既是一种信仰，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他们在青海域内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从古至今始终与其他群众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

　　伊斯兰教以“六”为贵，因而清真寺建筑中常见六角形装饰或形制。例如，洪水泉清真寺影壁上的六方连续锦缎式花瓣纹饰，宣礼塔的六角攒尖顶砖木结构，都包含有伊斯兰文化元素。整座寺院融伊斯兰教建筑和汉式建筑风格于一体。总之，从我国传统的清真寺来看，“借”砖雕木刻等外在符号“赋”中华文化内涵，进而“伊儒会通”，早已成为寻常不过的现象。作为伊斯兰文化与中华文化交流交融的产物，洪水泉清真寺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体现。需要强调的是，河湟流域循化地区的清真寺建筑群都具有与洪水泉清真寺相同的建筑风格，这更加表明伊斯兰教中国化在青海具有广泛而深厚的历史根基。

　　

　　▲洪水泉清真寺影壁上的六方连续锦缎式花瓣纹饰。

　　

　　▲洪水泉清真寺宣礼塔。

　　道中华：从丝绸之路南线上的恢弘古寺，到伊儒会通的历史见证，洪水泉清真寺无疑在青海宗教发展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在您看来，它对于伊斯兰教中国化具有哪些重要启示？马明忠：在我国宗教发展史上，不论是佛教东传还是“伊儒会通”，都充分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开放包容、兼收并蓄。

　　当我们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关注高原之上、深山之中的洪水泉清真寺，其兼容并包的寺院建筑风格以及600多年来不断适应时代发展需求逐步实现中国化的过程，无不令人沉思并深受启迪。(受访者简介：马明忠，青海省委党校民族宗教学教研部主任、教授。本文图片均由海东市委统战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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