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8-24 06:25:51 来源: sp20240824
2023年10月17日至18日,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主题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携手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借鉴的古丝绸之路,自商周时期兴起,春秋时期发展,在宋朝时兴盛到高峰。宋代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众多,覆盖区域广,甚至已经形成“小全球化”的地域格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推动了宋朝经济格局的变迁,也使宋朝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海上贸易繁盛的王朝,并因此获得了“世界上最早的海上帝国”的美誉。从“遍天下”的宋钱就可以看到当年海外贸易的盛况。
1898年,德国考古学家在非洲索马里的摩加迪沙挖掘到一些古铜钱,从钱币的文字看,这些古钱显然来自遥远的中国宋朝。
这不是第一次从非洲东部出土宋钱,早在1888年,英国人已在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岛发现了宋代铜钱。这也不是最后一次在非洲发现宋钱,1916年,马菲亚岛也出土3枚宋钱;1945年,桑给巴尔岛又挖出大批古钱币,在现存的176枚钱币中,属于北宋的有108枚,南宋的有56枚;坦桑尼亚的基尔瓦港口与肯尼亚境内的哥迪遗址,也先后发现了“熙宁通宝”“政和通宝”“庆元通宝”等宋朝铜钱。
人们忍不住好奇:宋朝与东非远隔重洋,相距万里之遥,文明差异恍若隔世,这些宋朝铜钱为什么会跑到非洲去?
“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用”
宋代,中国跟非洲诸国已有接触,宋人笔下的“弼琶罗”,即今之索马里,“层拔国”即今之桑给巴尔,“蜜徐篱”即今之埃及,“木兰皮”即今之摩洛哥。成书于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的《诸蕃志》就有“弼琶罗”“层拔国”等条目介绍其地理位置、风土人情。
宋朝的海商至少已掌握了4条中国到非洲的航线。每年入冬时节,庞大的商船从广州港或泉州港起航,航行四十余日,到达南洋亚齐岛,在这里博易、住冬,次年再前往非洲,其航线大致有四条:一是从亚齐岛出发,至印度南部,沿海岸线航到阿拉伯半岛,然后穿越红海,到达埃及;一是从亚齐岛出发,航至阿拉伯半岛后,直接南下,抵达非洲东海岸;一是从亚齐岛出发,至马尔代夫群岛,然后穿过印度洋,到达阿拉伯半岛南端,渡过红海前往埃及;一是从亚齐岛出发,经马尔代夫群岛,横穿印度洋,直达非洲东海岸的摩加迪沙,南下桑给巴尔。在摩加迪沙等东非城市出土的宋朝钱币,就是宋朝海商带到那里的。
发现宋朝铜钱的地方,当然不限于东非城市。1827年,南洋的新加坡掘得来自中国的古钱币,多数为宋代铜钱;1860年,爪哇岛挖出中国铜钱30枚,过半为宋钱;1911年,斯里兰卡也出土12枚宋钱;波斯湾、印度、越南、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中国境内的辽、西夏、金辖区,均有宋钱出土。从泉州港出发,驶往东南亚贸易的南宋沉船“南海一号”上,也发现了大量铜钱,总数超过万枚。如果这艘南宋商船顺利到达目的地,那这批宋朝铜钱将被输送到东南亚,成为当地流通的货币。
宋人张方平说,“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用。”从亚洲与非洲出土的文物来看,张方平的说法是有根据的。宋钱在800年前,还真是流通于“四夷”的通货。
在与宋朝接壤的辽国,出使辽朝的苏辙看到,“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使本朝铜钱”;在日本,南宋时期大量宋钱涌入,取代了日本政府的自铸币,成为市场交易的主要货币;在交趾,当局下令“小平钱(宋钱)许入而不许出”;在南洋,诸蕃国“得中国钱,分库藏贮,以为镇国之宝”。东南亚国家传统上以金银等贵金属为通货,但贵金属货币一般只适宜用于大宗交易,民间琐碎交易使用金银非常不方便,只好采用以物易物的原始形式。制作精良、信用良好的宋钱的流入,立即为当地的市场交易带来了便利,难怪当地人将宋钱视为“镇国之宝”。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勾勒出宋朝铜钱的流通范围了——从宋朝本土,到相邻的辽国、西夏、金国境内,从汉字文化圈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越南,到属于阿拉伯与印度经济文化圈的南洋诸岛国,从印度半岛到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都有作为通货的宋朝铜钱流通于市场。可以说,在11至13世纪,宋钱的地位有点类似于今日美元的地位,是通行国际的“硬通货”。宋钱在海外的购买力非常坚挺:“每是一贯之数,可以易蕃货百贯之物,百贯之数,可以易蕃货千贯之物,以是为常也。”
“招徕远人,埠通货贿”
宋朝君主与政府信奉的经济政策,跟明清时期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那就是对商业与市场表现得非常热心,对发展民间海外贸易的兴趣远大于维持传统的朝贡贸易。
10世纪的宋朝皇帝曾经跟18世纪的英王一样,派遣特使分赴海外,招徕贸易,如北宋雍熙四年(987),宋太宗就“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跟海外诸蕃国展开海上贸易,成为宋王朝的惯例。南宋政府建立后,高宗皇帝更是相信“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贯)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
宋人将从海路进行的国际贸易称为“市舶”,发达的市舶可以让政府获得丰厚的商税收入,何乐而不为呢?传统的朝贡贸易,从经济收益来说,得不偿失。正因为这样,宋王朝有意弱化朝贡贸易,宋高宗曾下令商船不得“擅载外国入贡者”,否则将处以“徒二年,财物没官”的惩罚。显然,如果海外诸国以朝贡的名义来华贸易,势必冲击民间的外贸总量,影响到朝廷的抽税。这是宋王朝不希望看到的。
在禁止海商“擅载外国入贡”的同时,宋政府又鼓励海商招徕蕃商来华贸易,“蕃商有愿随船来宋国者,听从便”。对“招商引资”有突出贡献的海商,政府还会给予奖励:“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
大宋的任何海商,只要到宋政府设于广州、泉州、杭州、明州、密州等重要港口的市舶司领取“公凭”(外贸许可证),便可贩运商货出海,将他们的商船驶往太平洋、印度洋、波斯湾、红海,甚至地中海。广州、泉州、杭州、明州、密州等港口也对海外蕃商敞开门户,欢迎蕃商来华贸易。蕃商的在华利益与权利受到宋政府的保护,宋高宗时期的一条立法称:“有亏蕃商者,皆重置其罪。”
在泉州、广州等蕃商聚居的港口城市,宋政府还设有“蕃坊”,供外国商人居住。蕃坊自选蕃长,实行自治,对他们的生活习惯、风俗、宗教信仰乃至法律,宋政府都给予尊重。还修建“蕃学”,供蕃商子弟入学读书。
当然,保持门户开放与发展海外贸易的结果,就是宋钱无可避免地流向海外,导致国内发生“钱荒”。怎么办?宋政府的应对方案是发行纸币。南宋的市场规模不亚于北宋,但南宋的铸钱量远远比不上北宋,这是因为纸币——“会子”在南宋的应用已经非常广泛。
南宋“会子”的前身是北宋“交子”。“交子”还不是完全的信用货币,必须有准备金作为信用保证。北宋的经济学者还发现,国家发行纸币,准备金不需要足额,只要有2/3的准备金便可以维持币值的稳定。“会子”则是完全的信用货币了,已不需要准备金,南宋的经济学者已经明白,纸币的面值完全可以用国家信用来背书。纸币贬值则是因为国家滥印钞票。
宋王朝商业成就令人瞩目
宋朝政府对包括海外贸易在内的商业的热切,动机可能很简单:商业税能够更加快速地扩张财政。但我们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来看,当政府将关切的目光从传统农业税转移到商业税上面时,势必触发一系列连锁反应:为了扩大商业税的税基,政府要大力发展工商业。为发展工商业,政府需要积极修筑运河,以服务于长途贸易;需要开放港口,以鼓励海外贸易;需要发行信用货币、有价证券与金融网络,以助商人完全交易;需要完善民商法,以对付日益复杂的利益纠纷;需要创新市场机制,使商业机构更加适应市场,创造更大利润……
宋王朝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商业成就,发育出不同于其他王朝的文明状态。也许数字更能直观地说明问题:从外贸依存度的角度来看,北宋后期,宋王朝一年的进出口总额超过2300万贯,到了南宋绍兴末年,年进出口总额接近3800万贯。北宋后期,东南沿海一带的外贸依存度达到11.5%,南宋时期的外贸依存度就更高了。要知道,1978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也只有9.8%。
从城市化的角度来看,北宋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20.1%,南宋时达到22.4%,清代中叶(嘉庆年间)的城市化率约为7%,民国时才升至10%左右,到1957年,城市化率也不过是15.4%。如果没有发达的工商业,宋代中国不可能形成历史上最高比例的城市人口。
从人均国民收入的角度来看,据香港岭南大学刘光临先生统计,北宋末1121年,宋人的人均国民收入为7.5两白银,远远超过“资本主义萌芽”的晚明与清代的“康乾盛世”。这是纵向的比较。来看横向的比较,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认为:“在960年-1280年间,尽管中国人口增加了80%,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由450美元增加到600美元,增加了1/3;欧洲在960年-1280年间,人口增加了70%,人均国内总值则从400美元增至500美元,只增加了1/4。”换言之,宋代的经济与生活水平,不但优于中国其他王朝,还领先于同时代的欧洲。
这些统计数字以及宋政府重商主义的表现,使得宋代中国看起来就如资本主义刚刚兴起时的地中海国家。怪不得海外的许多汉学家都认为宋朝是“现代的拂晓时辰”。在他们眼里,最为光彩夺目的中国王朝,不是强盛的汉唐,而是似乎有些文弱的两宋。
监制 | 王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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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道中华微信公众号
【编辑:曹子健】